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。左宗棠在曾国藩麾下做幕僚时，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携，他很可能一辈子终老桑梓默默无闻。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，曾国藩就是左宗棠的老师。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左宗棠也一直把曾国藩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。可是后来，两人却闹僵了，多年没有来往，只是曾国藩去世后，左宗棠才给恩师送了一副挽联，字里行间表达出些许歉意和懊悔。

　　不少专家认为，曾左交恶源于左宗棠的性格太过于霸道，目空一切，曾国藩忍无可忍，才与之分道扬镳。其实这种看法比较片面。曾国藩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，“宗棠向喜与国藩争，国藩尝礼下之”，如果曾国藩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，岂不早就对左宗棠不客气了？也正因如此，曾国藩才向咸丰皇帝力荐左宗棠，说他“刚明耐苦，晓畅兵机”，任用之“有裨时局”。

　　据考证，曾左交恶是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清军攻克后，导火线是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有没有死的问题。攻陷天京后，众将领为了邀功，向大帅曾国藩报告说贼首洪天贵福已死。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，向朝廷奏报说，所有悍贼都被一网打尽，并特别指出，城破后伪幼主于宫中举火自焚。但是，左宗棠得到了比较确切的消息：洪天贵福已经逃出了天京城，而且逃向江西方向。于是他在没有跟恩师汇报的情况下，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，称洪天贵福由东坝逃至广德，被太平军残部迎入湖州府，企图负隅顽抗。

　　清政府看到左宗棠的奏报后，对曾国藩大为不满，下旨要他解释。曾国藩平生以忠君为本，假如认同左宗棠所言，自己的行为无异于欺君罔上。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，称洪天贵福已死，太平军残部无非是借洪的名义做一种号召而已。言外之意，左宗棠虚张声势、哗众取宠，有邀功之嫌。左宗棠看到此奏后，上疏自辩，洋洋数千言，措辞激愤，指斥曾国藩欺君。

　　事情这下闹大了，两人大打口水战，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左宗棠所说是正确的，为此，朝廷在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的同时，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，称其为一代名臣。

　　其实，天京城破之日，太平天国守军几乎全部被杀，城内十室九空，火光冲天，加上湘军数十万人蜂拥入城，洪天贵福于绝望中自杀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曾国藩本人应该没有半点欺骗朝廷的意思，只是为了邀功而匆忙上奏，有点操之过急。当然，就洪天贵福死与没死这件事来说，两人都没有私心，只不过曾国藩是主观认定，而左宗棠上疏时也有些考虑欠妥，以致酿成了断袍割席的结局。

　　“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，彼此不通书问”，照此看来，两人也真算得上彻底决裂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但是，从很多文献资料来看，在公事方面，两人相互之间还是非常关照的，只不过都是暗中进行的。

　　譬如左宗棠在陕甘任上时，曾与幕僚谈及自己的顾虑：“我既与曾国藩不协，今彼总督两江，恐其扼我饷源，败我功也。”可事实上，曾国藩为左宗棠筹饷，始终不遗余力，还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，左宗棠在陕甘、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人。可以说，左宗棠得以肃清陕甘，曾国藩功不可没。因此，左宗棠出征胜利后，在给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了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：“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，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，信任最专，其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非臣所及。”可见，虽然两人表面上关系破裂，但在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，曾国藩还是有相当气量的，无怪乎《清史稿》给曾国藩立传时给予他这样高的评价：“公诚之心，尤足格众。”

　　左宗棠在一些事情上也暗中力挺曾国藩。1871年曾国藩奏《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》，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，选派幼童出洋留学，左宗棠上奏朝廷表示大力支持。所以说，两人之间虽然没有来往，但还是惺惺相惜的。

　　1872年曾国藩病逝，左宗棠闻讣“甚悲”，不仅亲写挽联，还致百金料理后事。后来，他又写信给儿子，嘱咐他“丧过湘干时，尔宜赴吊，以敬父执；牲醴肴饶，自不可少；更能作诔衷之，申吾不尽之意，尤是道理”。左宗棠在信中还专门谈到与曾国藩生前的矛盾：“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，非争权竟势比。同时纤儒，妄生揣疑之词，何值一哂耶！”左宗棠这番话，堪称肺腑之言，同时也很好地诠释了两人之间的矛盾。

　　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儿子也很照顾。他曾说：“吾辈待其（曾国藩）后昆，不敢以此稍形轩轾。上年弟在京寓，目睹栗诚（曾国藩次子曾纪鸿）苦窘情状，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，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，亦未尝有所歧视也。”

　　1879年，因为清朝驻俄大使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，被国人斥为卖国条约。当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在英国办外交已经有些名气，左宗棠于是力荐曾纪泽代替崇厚，全权负责与俄国的外交事宜。曾纪泽不辱使命，收回了伊犁，并不再割让帖克斯河流域，博得朝野的一致好评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。左宗棠也非常欣慰，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，对曾纪泽更是关照有加。曾纪泽后来任海军衙门帮办、户部右侍郎、总理衙门大臣，都得力于左宗棠的推荐。左宗棠在逝世的前一天，还上奏慈禧太后请设海防大臣，并且保荐曾纪泽担当海防重任。

　　除了对曾国藩的儿子特别关照外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女婿聂仲芳也非常重视。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，委任其为营务处会办，第二年又将其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。由此可见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给予了极大的关照。如果两人真是出于私人交情而反目，左宗棠也就不会这样尽心尽力帮助曾国藩的后人了。

　　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留下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公案，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，我们还是可以窥斑见豹，知道两人交恶并不是因为私情上的琐碎事情。